帮助 亲社会行为（请大家认真看 谢谢）

fatfatyhr

Social Psychology Goals in Interaction
第九章 亲社会行为
9.2.1 社会帮助 帮助的规范
最为普遍的助人规范是社会责任规范(social responsibility norm)(Berkowitz,1972)。
这个规范较为宽泛地强调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一些因素会影响社会责任规范指导个体帮助他人的决定过程。
其中被广泛研究的因素之一是在面临助人机会时是否有他人(旁观者）在场，特别是在面临需要紧急施助的机会时。
这些旁观者会影响社会责任规范的行为，最终影响人们是否施以援手的决定，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
他人作为帮助的来源 他人作为关于是否需要帮助的信息来源 他人作为赞同或不赞同帮助行为的来源
旁观者作为帮助的来源
在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早期，研究者对反社会行为（偏见 冲突 攻击）的关注超过对亲社会行为的关注。
可能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依然历历在目的原因，社会心理学家更加试图去了解和降低人类的恶行，而不是了解和增加人类的善行。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事件的发生导致这种趋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一位纽约名叫凯瑟琳 吉诺维斯(Catherine Genovese)的年轻女性在其公寓外的街道上被陌生男子用刀刺死。
对这次谋杀事件的新闻报道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Rosenthal,1964)。
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
因为此次犯罪的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吉诺维斯的38位邻居都被一阵骚动声吵醒，并通过安全的公寓窗户目睹了这场紧急事件，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去帮助吉诺维斯，甚至没有一个人报警。
在 纽约时报 的头版故事引发的舆论漩涡中，社会科学家也感受到来自教室的学生 采访的新闻媒体人员 甚至是鸡尾酒会上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为什么38个人目击此事件，竟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
在一次聚会后，两位纽约本土的社会心理学家比布 拉坦内(Bibb Latane)和约翰 达利(John Darley)(1970)着手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偶然提出一个其他人忽略的解释：
尽管先前的解释强调了38个旁观者目睹了事件现场，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拉坦内与达利提出没有人帮助恰恰就是因为现场有38名目击者。
他们将此现象定义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rt)。
现场有如此多的目击者，很容易会想到个体会去揣测他人，比如目击者会认为那种更有条件实施帮助的他人会实施帮助。
根据拉坦内与达利的解释，帮助的责任会分散到一群旁观者身上而变得很微弱，这个过程被称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这会导致没有人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去行动，因此未采取行动。
为了检验他们的解释，拉坦内与达利(1968)设计了最初的一些实验来考察紧急事件中旁观者的数量对个体实施帮助行为可能性的影响。
通过一个对讲系统，纽约的一些大学生听到另一个大学生遭遇了癫痫的突然发作。
随着其他可能实施帮助的的人数增多，离开自己卧室去提供帮助的被试所占百分比急剧下降。
如果被试被告知只有自己一人听到癫痫求救，则85%的人都会施以救助，然而，如果他们知道还有一名被试听到求救，则帮助的行为就会降到62%；
如果得知有其他四名被试能通过对讲系统听到求救，实施帮助的行为则减少到31%。
那么，责任扩散与社会责任规范有何关系呢？
回顾一下社会责任规范要求我们帮助那些依赖我们帮助的人。
如果存在他人就分散了我们对求助者进行帮助的责任，这些受害者自然成为不依赖我们帮助的人，因此就削弱了规范所规定的帮助的义务。
为该观点提供支持的一些观点发现他人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帮助的倾向性，同时也降低了潜在帮助者对自身责任的知觉(Garcia,Weaver,Moskowitz,&Darley,2002）
旁观者作为帮助信息的来源
除了责任扩散，拉坦内与达利提出旁观者降低紧急帮助的另一个理由是：
他们的不作为可能降低了一个真正的紧急事件是否发生难以判断清楚，而当人们不确定时，他们更不愿意行动(Bastardi&Shafir,1998;Tversky&Shafir,1992a,1992b)。
他们的替代行为则是四处寻找信息来帮助他们确认情景。
在进行的紧急事件中，他人也成为旁观者信息的来源。
每个人都观察他人来寻找如何行动的线索，但是这种观察非常迅速且微妙，常常是不经意的一瞥，以至于看起来不会表现出慌乱和惊吓。
因此，每个人注意到他人都很平静且没有行动，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实际并没有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
这个现象被拉坦内与达利(1968)称之为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指群体中的成员因为其他人不关心则认定没有什么危险。
这种情况是否在表面上导致了现代旁观者 冷漠 的低羞耻水平呢？
看起来是这样。
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在实验室填写问卷，问时通过排风孔向实验室排放烟雾，(Latane&Darley,1968)。
结果发现，独自待在实验室的被试在75%的排放试次中报告了烟雾，而同时与其他两人共处的被试中只在38%的排放试次中报告了烟雾。
但是，迄今为止，在一名真正被试与两名约定实验者（被告知装作没有任何紧急事件发生）共同待在实验室的情境下，被试报告的威胁最少，只占排放次数的10%。
真正被试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
即使团团烟雾填满了整屋的空气，他们依然很尽责地填写问卷，他们不停咳嗽 揉眼睛 用手将脸前的烟雾挥开，但是任然不会报告。
当被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报告这个情况时，他们的说法是他们确定烟雾并不预示着火灾，不代表真正的危机。
然而，他们将蒸汽 烟雾 空调水气或者在某种场合下 真正的气体 定义为非紧急形式的烟，以此来陈述对该问题的真实答案！
看起来较多的旁观者，特别当旁观者被动时，旁观者会通过构建没有问题的错觉来避免紧急帮助。
对该结论提供支持的研究发现，当旁观者扮演惊讶而不是平静时会增加帮助行为的可能性(Wilson,1976)。
旁观者作为赞同或不赞同的来源
他人影响社会责任规范的作用存在第三条途径：
通过赞同或不赞同帮助的决定。
那些遵循社会责任规范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通常会得到旁观者的赞同。
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场合，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帮助行为是社会所鼓励的(Bickman,1971;Schwartz&Gottlieb,1976)。
这也是为什么他人在认可自己和自己的帮助行为时更愿意施以帮助(Schwartz&Gottlieb,1980)。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情境的线索，比如看见被动的旁观者，可能会使人们觉得施以帮助的行为不恰当。
在这些情境中，帮助行为可能会减少，特别是当潜在的帮助者可以被旁观者识别出来的时候(Schwartz&Gottlieb,1980)。
因此对他人的识别是否可以增加或降低帮助的倾向性，取决于个体对情境中的他人是否支持帮助的判断。
对社会赞同的恐惧经常会抑制潜在紧急情境中的帮助行为，比如男女之间的身体对抗。
兰斯 肖特兰德(Lance Shotland)与玛格丽特 斯特劳（Margret Straw)猜测目击者不会去帮助，可能是他们认为干预 情人的争吵 是不受欢迎的。
确实，这是凯瑟琳 吉诺维斯事件的一些目击者解释他们不提供帮助的原因(Rosenthal,1964)。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肖特兰德与斯特劳让被试观看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不同阶段的争斗。
当没有线索指向情侣关系时，大多数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接近70%）假定他们处于恋爱关系中，而只有4%的人认为这两个人是完全陌生的。
而在另一些有线索确定打斗者关系的实验中，比如女性叫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嫁给你 或 我不认识你 ，肖特兰德与斯特劳发现（1976)在部分被试身上存在一个不好的反应。
尽管争斗的激烈程度可以识别，但观察者更不愿意帮助已婚妇女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私事，而自己的帮助从各方面来看是不被期望的和令人尴尬的。
因此，一位与陌生男性进行身体对抗的女性，如果仅仅凭借大声呼喊请对方放过是难以得到旁观者帮助的。
观察者可能会将这个事件认定为一次家庭争吵，而根据这个推断，进一步认定提供帮助在社交上可能是不适宜的。
幸运的是，肖特兰德与斯特劳的数据也提出了一个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
通过大声指出袭击者是一个陌生人，比如喊 我不认识你 ，女性可以大大增加获救的机会。
对所有需要紧急救助的人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建议是，回忆旁观者干预研究的基本原则：
旁观者不提供帮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善良而是因为他们不确定。
他们经常对帮助行为是否恰当不确定。
而当他们判定是恰当时，他们通常也不确定他们是否对提供帮助负有责任。
当他们确定他们负有责任时，他们通常又不确定如何去帮助。
如果你发现自己遭遇危机事件而周围有很多旁观者，你最好的策略是消除他们的那些最基本的不确定。
清晰地陈述你需要的帮助，将主要的帮助责任分配给某个人，同时描述你所需要的特定的帮助类型，比如 我需要帮助！请穿蓝色夹克的那位先生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
后记
用了不少时间打字，本人又不会盲打，有些辛苦。
屡次想放弃，但是再三思考，决定分享。
未取得版权就与大家分享，向作者等一系列为此书付出努力的人员致敬 致歉。
应该有打错的字，请指出，我是近视，长久对着屏幕会不舒服；有些标点符号我省略了，不习惯的话请多担待。
祝大家快乐
多帮助别人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200102125

舍呢么乱七八糟的没兴趣看

blackforever

1楼说对了，我就扫了一遍

YTWXW12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maomao1983

看在你敲字的份上，支持下吧